本文作者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刘奇文丛六卷》《中国三农危与机》《贫困不是穷人的错》《大国三农 清华八讲》《乡村振兴：三农走进新时代》等十余部。

当前，一些地方对中央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意图领会得不够深透，在战术战法上或操之过急，盲目冒进；或方法简单，行为失当。建设乡村，需要把握时机、把控时间、把准时代。

应把握时机，抢抓稍纵即逝的机遇。国家支持“三农”发展的宏观政策大多分阶段突出重点，应在重点阶段用足用好用活政策，一旦时过境迁，势必难度加大。“十四五”规划用一个章节阐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其政策含金量大，应深入研究对本地的影响效应，充分发掘政策红利。一县一乡一村，随着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变，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都将产生很大变化，应敏感观察本地这些经济社会变化，随时发现机遇。在一段时间内，群众对某个问题反应强烈，越是农民群众反应强烈的事情，越好趁热打铁，问题解决起来就没有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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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把控时间，有条不紊地推进。到2050年，还有六个五年规划时间，各个阶段都应突出不同主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各项工作一刀切地齐头并进。人居环境差的，应先美化环境；社会风气不好的，应先整治社会风气；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应先加强队伍建设，等等。中国目前有200多万个自然村落，情况千差万别，应因村施策，遵循发展规律，分出轻重缓急，控制好节奏。

应把准时代，让乡村在蝶变中留住乡愁。中国村落格局的形成有着历史的积淀、文化的记忆、情感的认同。尽管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驱使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从村庄走出，但他们所保留的深刻的村庄记忆却是极速城镇化所无法消解的。乡村文化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化的载体，推倒一座村庄就是灭失一种文化。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代的村庄蜕变是“迭代”而不是“换代”，只能是原生态改造，原风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