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下乡的人很多，将来会更多。大家下乡的目的各有不同，大致概括无非三类：为名为利为生活，或为其一，或兼而有之。在众多下乡人群和队伍中，有带资金的，有带技术的，有带服务的，有用脚行的，有用手干的，有用嘴说的。条条大路虽都通乡村，但每个人的下乡之路却各有各的酸苦。
所谓酸苦，主要是说大家下乡后，各种圆梦和发展之路，并非那么顺利，有些人因没有站对自己的位置、或看准发展趋势，而陷进了泥潭，甚至跌落进了深渊。还有一些人，其实已经深陷陷阱之中了，却仍不自知。
很多时候，大家下乡后所遇到的困惑，甚至折磨和煎熬，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找对下乡做事的市场逻辑，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没有演好自己演的角色，没有搞懂在乡村做事的政治规矩。
只有做到不越权，不错位，不反客为主，不瞒天过海，不过渡精致利己，懂得如何做才能共业，如何分配才算是利益共享，明白什么叫“致良知”，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才能避免犯各种致命的错误。
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做好自己。而以下文字，将紧扣这个中心展开，希望下面的内容能对在乡村具体做事的朋友，有一点启发作用。
1、县域政府及部门，做好领导和服务
参与到乡村发展的各方关系中，县域政府及相关部门，和村集体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在懂的人眼里，两者是一种平行关系，是两个对等主体，尽管大小有所不同。不过，从行政关系上看，两者却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这里所说的平行与对等，更多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角度。在这个角度上，两者是一种大哥和二哥的关系。
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更多人眼中，包括村集体和村民，村庄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对山水林田湖草等资源的主导权，根本不在村集体手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该怎么干，对这三件事说了算的，是上面的部门和领导。
拿谁的钱，办谁的事；吃谁的饭，服谁的软。上面领导不发话，村书记大多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没有上面领导点头和支持，很多事压根他也落实不下去。这是多年来，村集体已习惯了的一个思维定式。什么所有权主体，什么治权主体，你可以这么说，但没有哪个村集体敢无组织无纪律，拿这个两权主体说事。
本该扮演领导和服务角色的县域政府与部门，还有肩负着领导、指导和协调职责的乡镇街道，很大程度上正担当着，乡村发展主导者的角色。县域作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制定者和方向把控者，很多时候经常越位，不仅是裁判员，有时自己还是运动员。
村集体的主体地位，常处在一种有名无实的状态。说是你村集体的，你村集体动一下试试；说不是我（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我动一下，又有谁敢管？其中，尤以县域政府及相关部门越权最为突出。
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能越位，为什么会越权？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一切只因他们所拥有的这四项权利，如村庄发展的规划管控、土地用途的政策管制、决定一件事能不能做的行政许可，还有针对一件事应该怎么做的政策指导。
有这四项权利在手，你想不让他越权越位都难。其实，作为行政关系上的上下级，拥有这四项权利，本无可厚非。只是，在利用这四项权利进行领导和服务乡村发展时，它们的权限边界，到底又在哪儿？
这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同时又是一件不得不说清楚的事。
2、领导权是责任，服务的本质是为人民
县域政府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导和服务主体，决定着乡村发展的方式，影响着乡村前进的方向。这里所说的县域政府，既包括把控方向的县委，也包括执行决策的县政府，同时还有监督执行的县人大，寻求不同意见妥协、和解，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的县政协。
县域四大领导班子，共同构成了一个县域乡村发展的领导集体。至于各有分工的不同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制定相关政策，做好政策引导，是一种服务性质的工作。
事情运转的逻辑，按理说应该是这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作为拥有合法自治权利的村集体，宪法赋予了它，既是村域资源所有权的主体，也是所在村域的治权主体。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集两权主体于一身的村集体，它拥有很多合法的权利，可以利用村民自治，干很多事情。
然而，为什么本可以干的许多事情，现实中它却不敢干，或干不了呢？这是围绕乡村发展和村庄治理，社会上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从本质上看，这个话题的核心，是人治和法治，人和制度之间，如何相互博弈、妥协及确保平衡的艺术。
对此，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角度加以观察和分析。
先说宏观。从建国到现在，尤其从改革开放到杨洁篪在阿拉斯加谈判中亮明中方态度，我们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叫“韬光养晦”，即对外少说话，对内谋发展。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机遇期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持续改革，不断变革，聚精会神全力发展壮大自己。
关于人治和法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舆论对立，说到底还需在发展中去解决。其中有客观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也有带路党、恨国党处心积虑的歪曲与引导。如何在各种争执中争取实现快速发展，并确保国内社会稳定，是我国当时发展道路上最大的政治。
中观看乡村，本质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农民融入城市过程中，因公共服务和相关保障不充分，导致的各种制度性融入障碍，以及确保一段时间内融入不了城和留守村的百姓，如何实现生活美好的问题；另一个是，村域资源利用过程中，收益如何分配，谁是收益主体，中央与地方共识如何达成，地方与村集体收益分配如何合理、公平的问题。
微观看乡村，核心是乡村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把乡村发展权交给乡村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县乡村三级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能力需要得到加强和提升。同时，这个过程中应该重点解决，县乡村之间的制度性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问题。
领导权是责任，不应是为了谋求个人升迁的公器私用；服务的本质是为人民办事，帮人民解决问题，而不是其他。
3、建设以政府为主，运管须村集体为主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与乡村社会解体、衰败的速度成正比关系。现在的乡村说是集体，实际却是一盘散沙，压根没有一点集体样儿。所谓的村民自治，其实更像是家庭自治、个体自治，而不是村集体自治。
人心一旦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当人人想的都是自己，没人关心集体时，集体其实已名存实亡。因此，若是如此的乡村民心，村集体经济拿什么壮大？当下村两委班子，真正能够行使的权利，已严重虚置，且所剩不多。班子没有凝聚力，团体没有向心力，有太多的事情，村两委班子只能是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农贸市场、公共厕所、垃圾堆放和可再生资源转运与回收、社区服务中心、养老服务设施等，这些事情若仅依靠村两委，哪一件恐怕都做不成。村民对此有需要，但没有哪个村民会对这件事上心。其实村集体是蛮想干的，但钱从哪儿来呢？
交通、水利、能源、基建、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商业、村庄环境，这些事项中的哪一个，村集体都搞不来。乡村建设行动，事谁来做，钱谁来出，弄成什么样，这些事目前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和乡镇在做主，而不是村集体。
策划、规划、设计、施工等具体的事情，主要由地方政府通过向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完成。这些过于专业的事情，村集体也做不来。反倒是一些项目施工的活，是可以让村民做的。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关于这些方面的合作机制建立，很多地方正在积极探索之中。
建设乡村，花钱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任务是把该做的事，做了就行，能做好则更好。把用于村庄建设的资金，合理合法地变为沉淀到村上，能反映到他账面上的固定资产，一切也就算万事大吉了。
至于这些资产如何运营，能为村庄发展带来多大收益，这些事是地方政府所不擅长的，只能交由市场运营方，或交由村集体自己来做。事实上，村集体大多也不知道这些资源应该如何用，怎样操作才能获得收益。
运营村庄，应该是村集体说了算，且要以村民为主。然而，现实中又有几个村集体懂运营，懂村庄发展管理呢！这是一个亟需破解的问题。这是愿乡团队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在做的事情。关于这方面，目前浙江业已领先一步，并通过招募村运管职业经理人和运营团队的方式，开始尝试和探索了。
4、村庄、政府、市场：厘清三者间的关系
三者之间，村庄最弱势，也最强势。
弱势，是因村集体已不再是一个人心凝聚的团体；强势，是因村集体一直都会是整个村域的资源所有权主体和治权主体。那些只看到村庄一盘散沙的人，会觉得下乡是机会；懂了两权主体是怎么回事的人，才知道一些人下乡后为什么会吃亏，为什么会伤痕累累。
中央所以反复强调，建设发展乡村要以村民为主体，本意就是要突出村集体的这个两权主体地位。不论哪一级政府，要妥协、平衡、保护的，也是这个两权主体。越权也好，越位也罢，只要不跳出这个两权主体的圈，就不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其实三者之间，最容易越位的，并不是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而是下乡的工商资本和返乡群体。
因为地方政府有顾忌，在村集体面前，市场的力量往往才是最强势的，有时甚至还有点粗暴。在下乡的市场主体面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依旧延续着过去的招商思路，常会为了满足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而去拿村集体的利益做妥协和平衡。
乡村发展一旦掉进这个逻辑陷阱，各方都会陷入到一种相互抱怨的发展困局之中。市场抱怨村里刁民太多，村民抱怨地方政府没有站在自己一边，地方政府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市场与村民的矛盾失控。
如何减少，甚至避免这样局面出现呢？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关键。作为介入乡村发展的不同主体之间，要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定位。如此，在做具体事的时候，才会把握一个尺度，在心里给自己画一条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的边界。
三者之间，县域政府是领导和服务的一方，不仅服务村集体，也要服务于市场。他是不同参与者、介入者和村集体之间关系边界设定的规则制定者，是让双方关系妥协与平衡的一方。
之于村域发展，介入乡村发展的市场主体和市场服务主体，是弥补村集体兴村力量不足的源头活水，是共赢的一方，协同的一方，共建的一方。他们要告诫自己，不能让自己变成唯利是图的一方，掠夺的一方，压榨的一方。
村集体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首先需要承认自己市场能力不足的短板；其次要提高自己的治理能力、团结村民的能力，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第三，还要敢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依法依规地让渡一部分权益于市场。而不是狭隘地，以一种敲诈勒索的心态，欺负下乡的市场主体。
5、乡和村：是上下关系，更是一体关系
乡村中的“乡”是领导乡村振兴的中流砥柱。其实无论乡也好，镇也罢，或是街道，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都处在一个中流砥柱的位置上。上面的政策、文件，最终都要靠乡镇街道来落实。而村庄发展的领导、指导和协调工作，也非他莫属。
在乡和村之间，两者又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是一种最直接的领导关系。问题是，村庄作为一个自治主体，在村庄发展的经济职能方面，又同“乡”是一种平行和对等关系。不过，依法依规可以这么讲，事实上两者之间在发展关系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村庄的发展权，关键时候还得请乡镇书记做主。
这是乡村发展中的一个潜规则，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相对来说，乡镇书记和乡镇干部班子，更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对大多数村一把手而言，你问他村庄如何整体发展，我相信多数村书记是说不出个四五六的。
其实无论从传统村庄治理角度看，还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看，乡和村的关系，在权利边界上，从来就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从法律关系上说，两者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但从市场和经济发展关系上看，两者又像一个天然浑然一体的整体。
如何处理好两者在现实发展中的合力关系，是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对此，需要重点探索和研究。乡镇书记有魄力，敢拼敢闯，整个乡镇的每个村庄都能获得不错的发展机遇。反之，乡镇书记平庸，不作为，下面的村庄大多没有一个是会异军突起的。
乡和村本是一家，是一种“一体共生”的关系。
然而在行政上，它又是类似县域政府派驻的一个机构，是地方政府治理村庄的桥头堡。上面千条线，都要从乡镇这一根针孔里穿过去。从法律角度讲，乡镇也是距离村庄最近的一级独立行政机构。
现实中的乡镇一级，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位置又是非常尴尬的。对上，他更多扮演的是落地与执行的角色。不仅权力很小，而且责任重大；对下，即对拥有两权主体的村集体，他又不能过度越权越位。
乡镇书记不好干，乡镇一级又最锻炼人。肩挑两头的乡镇干部，工作干好了，两头都说好；干不好，两头都会受气。乡村能不能振兴，如何振兴，乡镇一级是阻力也是动力。乡村振兴，很多时候还得看乡镇书记的眼界、魄力、性格和气质。
6、村和民：是服务关系，更是供给关系
这里的“村”是指村集体，也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村两委；“民”是指村民，平时在村和不在村的，包括离开村但户籍还在村里的全体村民。村和民，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名义上的关系有很多，现实中这种关系已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村集体作为一个团体，和村民的关系，本应该是一种带领与服务关系。不过，扪心自问，现在的很多村集体，有能力带领村民吗，能够带领村民干什么，又能给村民提供哪些服务？没有能力，没有实力，没有精力，是大多村两委治权的真实写照。
村集体的角色和定位，本应是最毋庸置疑的。然而事实上，他已很难起到本该有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当面对地方政府越权越位，市场主体出现替代村主体的现象时，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村集体，为什么常常会表现的软弱无力。
自治、德治、法治，乡村发展的善治之路，应该如何走？村集体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发展蓝图。但谁来绘制这张蓝图呢？非得有一位兴村精魂式带头人物，才行。这样的精魂式人物不仅是村核心，更是村发展的方向标。
没有这样一个人，村庄想靠自己发展起来，难。也只能是有了这样一个人，村集体才会逐渐把那些“名义服务”，变成实实在在的为村民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村集体服务乡村需要靠能力和实力说话。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也只有靠利用集体资源与资产，并通过壮大集体经济的方式，才能行得通。
能力是经济实力的价值转化。一个村集体，只有在完成了从经济能力到治理能力的转化时，他才能够拥有治理乡村、带领乡村、服务乡村的公信力和分配力。手头上一毛钱没有，村集体拿什么服务，拿什么分配，拿什么供给。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供给能力”。所谓“供给能力”主要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集体资源和资产创富时，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整合能力和产业运营能力。说到底，就是利用这些村资源为集体创造效益的能力。
村集体为村民创造了集体经济效益，村集体才会逐渐拥有“分配权利”。村集体也只有在拥有了分配权利的时候，他制定出来的规则，设置出来的机制，建立起来的制度，村民才会听，才能在村里推得下去。
而这些，也是一个村要走善治之路的必备条件。
7、老村民、新村民：乡村再生的原动力
乡村振兴要以村民为主体。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这里的村民，到底是指哪些村民？若是全体村民，他们能不能为主体，愿不愿为主体，怎样做才算是主体？
这是三道必答题。客观说，他们可以是最大收益主体，但很难一开始就成为建设乡村的主体。
至于村民要不要成为主体，这要看村民的态度，需要听听村民的心声，而不能颐指气使，替村民做主。现实中，走出去的乡村精英，大多是不愿以精英身份回村参与建设的；能人回村创业，也是极少数。
想指望进城打工的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做兴村主力军，估计没有多少村民会同意。而留守在村里已经出不去的村民，大多是有心无力。此时，你再掰着指头挨个把村里的人数一数，兴村主体会是哪些人？
所以，兴村想以村民为主体，除个别集体经济做得好的特殊案例外，对大多村庄而言，似乎都是有点不现实的。
若想阻止乡村社会继续解体，想让乡村再生，原生动力只可能是村上的一小撮愿带头、敢挑头的人；或在下乡新村民的影响和带动下，由少数老村民和新村民共同构成的那个群体。在只有在他们的带动和示范下，才有可能吸引一部分老村民加入。
也就是说，到底以什么样的村民为兴村主体，也是需要再定位的。不是所有的村民，一开始就都能够成为主体的。至于加入兴村的新村民，在老村民眼中，他们更多只能算是“外来户”，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村里人。
对于他们的加入，地方政府也会有几分政治忌惮，并很难一下子承认他的新村民地位。因此，当下所谓的新村民，不过是一个概念性的提法，一个兴村噱头而已，真正被赋予的权益和内涵，还远远不够。
这是一个难题，一个需要真正破解的难题。只有破解了这个难题，兴村主体才能真正多出一个活水源头。
8、物质的乡村是关键，精神的乡村是魅力
以上对兴村参与者的所有定位，都比不过乡村对自身发展的定位。因为，这关乎到人们对于未来乡村的价值取向。
物质的乡村，精神的乡村。未来到底哪种倾向的乡村建设，才更能充分释放乡村的空间和市场价值？
对比乡村，城市已经足够美好，且具有吸引人财物的强大魅力。对标城市，未来的乡村该如何定位，其价值才能彰显，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乡村缩小版？这是所有参与和介入乡村发展的朋友，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说到底，这也是对乡村未来发展的一个再定位。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一个异常纷繁复杂的多选题。
东部沿海、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一线城市周边、省会城市周边、特色产业区、主粮产区、生态风景区、二三线城市周边、四五线城市周边、有带头人的、没有带头人的、有文化底蕴的、啥都没有的一般性普通村落……无数要素的不同排列组合，将会产生出无数条发展道路，无数个兴村模式。
而若以这样的视域反观当下的乡村建设行动，多数人对乡村的认知，大多停留在、聚焦在最基础的，以城市发展为参照的，人居环境改善、基础硬件水平提高、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
对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自上而下，以一种全覆盖式的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然而对于乡村自身而言，这种单方面追求物质补短腿的做法，只能让村庄比之前更体面而已。
体面属于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最低层级，活态则是一个较高层级。拥有魅力，甚至让城里人都满怀憧憬、觉得奢侈，才是乡村自身发展的最高层级。
乡村的活力与朝气，是由乡村静态之美与动态之气共同构成的。而一个充满新时代气质特征的乡村，不仅能构建一种新的乡村伦理关系，还要能沉淀出一套符合社会主义公序良俗关系要求的新秩序；不仅与上级县域政府在权责利方面边界清晰，还要能对外开放资源和村民资格，形成一套城乡要素互融的，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结构体系。
若能如此，相信每一个乡村振兴参与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子和应该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大家相互定位不清、角色错位、见仁见智、百家争鸣。
对此，笔者只能说，关于乡村发展，目前的一切，还都处在一个刚刚起步的模糊探索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