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上楼”是自主自愿的选择么？
有人认为，“合村并居”是历史大势所趋。因为“空心化”的村庄终究也会消失，农村城市化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合村并居”即使存在种种弊病，也只能算是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
但问题是，即使村庄要消失，这也应当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进化进程。农民有自己的理性，他们会权衡其中利益得失，再来决定自己进不进城，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城。毕竟，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里，他们的智慧并不逊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自古“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有强大的物质财富支撑，经济的发展又依赖于工商业的繁荣。在接受市场经济大潮洗礼了几十年后，农民也充分意识到了，致富的机会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所以但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民当然乐意进城。
但当今的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极大的发展不均衡现象。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城市都有为进城农民提供充分就业的经济实力，并非所有农民都有进城谋生的个人能力，在城市谋生的农民更不是人人都有在城市安家的机会和运气。万一进城失败，农村的房子和土地就是他们的归家退路和安身立命的保障。所以说，即使进入了城市打拼，理性的农民也通常会保留自己在农民的家。除非万不得已，农民是绝对不愿意轻易拆了自己的房子。在中央、农业农村部等官方文件中也早有明文规定：不得以各种名义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和强迫农民“上楼”。但实现情况又如何？
有的地方“合村并居”之所以挑拨农民的敏感神经，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俯下身去倾听农民真实的想法诉求。反而通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作风，强迫农民“顾全大局”。尤其一些地方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讲求“铁腕”和“魄力”，强调“高标准”，甚至超额完成上级交代的拆迁任务。拆房后的新社区建在哪里？如何建设？何时完工？一问三不知。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把房子拆了，有了既定事实，自己也就获得了“政绩”，如何善后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在“合村并居”的省份，有的地方在新居及配套设施还没完全建成的情况下，就着急将农民旧宅拆除，农民只能搭窝棚住，导致农民变“难民”。要知道，“被自愿”不是真正的自愿，只能是强权之下的沉默服从。据媒体的报道，一些地方在推行“合村并居”的过程中，还玩起了数字游戏，通过一连串好看的“民意数据”制造农民“自主自愿”的假象。
北方某农村在“合村并居”条例中承诺：只有95%以上农民同意才能实施合村。在实际政策推行中，农民“被民主”、“被赞同”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村依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上级的压力下，农村干部轮番上阵、软磨硬泡或者动用各方面人情力量想方设法让有意见的农民签字。对农民来讲，驳了干部面子，就等于失掉了“人情”，以后在村里就很难立足。大多数情况下，承受不了“人情压力”的农民最终只能选择妥协。更有甚至，对于村里的某一“钉子户”，村干部和“合村并居”工作人员以“做工作”为名，对该村民进行了联系16小时的“悉心劝导”。以影响子女上学、参军、结婚为理由劝其不要“不识时务”。这样“威逼利诱”下的“自愿”，能不能切实体现农民的真实想法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如此“合村并居”，又有哪个农民会真心赞成？“合村并居”的主体是农民群众，是否“上楼”也是他们的基本权利。自己需要什么？如何改善生活环境？怎么转变生活方式？他们才最有发言权，搬不搬、建不建、怎么建，应该由农民说了算，政府的责任就是做好后勤工作，回应农民关切，保障农民利益，而绝不能越俎代庖。
二、“进社区”的农村生活水平真的提高了么？
首先，“合村并居”的主要出发点就是要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按照规划设想，合村后的农村社区，学校、医院、养老院、幼儿园、商场等设施齐全，村民生活更加便捷。但实际上，出于保护城市用地，节约建设成本的需要，那些合村居民点一般远离县城，甚至距离乡镇也有较远距离。在笔者看来，这种类型的“新型农村社区”，充其量不过是有楼房的“放大版村庄”。为人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是我们人民政府的天职所在。但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高资金投入，高社会效益，低经济回报的工程。换句话说，改善农民生活，需要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投入。但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的多，多数地方政府财力并不允许这样做。也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但问题是，资本是天然“逐利润而居”的，人分贫富，市场有大小。“合村并居”的农民，收入水平并不高。
没有稳定的高收入，何来强大的消费能力？没有消费能力，市场化投资更是无从谈起。没有钱，所有的舒适便利生活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据笔者见到的情况，很多合村之后的社区，并没有多少城市化的服务设施，其基础设施水平也就是相当于一般的乡镇。也就是说，农民折腾了几年，毁掉了自己原有的家，千辛万苦上了楼，也仅仅就是从村里搬到了镇上。其次，在这个陌生的“大村子”里，农民的生活成本也“被”拔高了：每天一睁眼，物业费、停车费、管理费，扑面而来，继续活着的代价就是不断花钱。但同时，村民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换言之，农民“被上了楼”，传统的村庄消失了，农村却并没有“城市化”。通过“合村并居”的方式推动农村实现城市化，是典型的“小农思维”驱动下的“城市化”。相比于以产业发展为推动力的真正城市化，差之天壤，甚至是背道而驰。
所以，为“合村并居”摇旗呐喊，呼吁农民摆脱“小农思维”，进城“安居乐业”的专家学者，应该走出办公室和书斋，真正到农村走一走，看一看，必能有所思，有所得。此外，从自建房到楼房的搬迁，不仅是居住环境的变更，更是交往模式的改变。“合村并居”之后，住在小区里的还是以老年人为主，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返回。而老年人有着强烈的“叶落归根”情节，子女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他们需要同龄人的陪伴和交流。但住进社区高楼之后，邻里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相较农村的居住模式明显淡薄。
换句话说，“陌生”的环境打破了原村庄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亲密的”陌生人”。这对农民的心理和情感又是一次冲击。上了楼的农村老人如何寄托“乡愁”？没有了乡土人情的乡土社会是否会更好的运转下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没有农民的农业”真的能实现么？
在充满泥土气息的田园里辛勤耕耘劳作，始终是有着几千年悠久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最美丽动人的场景。但小农经济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文在墨客笔下的诗情画意，更是中华民族的兴衰安危所在：庞大的人口数量决定了粮食安全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决定性作用。笔者始终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农业的发展始终存在一个致命的“迷思与幻想”：迷思美国与北欧的大农场经营和科技农业，幻想“没有农民的农业”能够养活中国。
然而事实究竟如何？互联网上有这么一则看似美妙绝伦的农业小故事。素有“欧洲食橱”美誉的丹麦，被网友誉为全球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其城市和乡村之间基本不存在发展水平差距。丹麦也是全球粮食问题解决的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没有中国式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没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农业劳动，有的都是清一色的“工业工人”，只占丹麦总人口4%的农业劳动者，人均可供养225人的生活和消费！这一片诗情画意的北欧田园牧歌曲，的确温馨浪漫。但我们不能忘了，丹麦是一个人口不过千万的发达小国，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十亿，领土面积接近欧洲的发展中巨型国家。
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全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中国现在的农户有2.3亿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有2.1亿户。尤其在一些西南地区的丘陵山区，不但户均经营规模小，地块也特别零散。“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我们当前农业生产现状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基本国情和农业生产条件下，如何保证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有人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可以通过通过国际粮食贸易解决粮食问题。环顾全球粮食贸易市场我们不难发现，几十年来，国际上能够用于贸易的余粮每年仅有7000亿斤左右，而14亿人口的中国每年的粮食消耗量高达1.3万亿斤。也就是说，国际市场的粮食即使全部被买进来，也满足不了中国的需求。西方学者也很早就发出了，“如果不能实现粮食自给，谁来养活中国？”的警示，这绝非危言耸听。而且，一旦中国的粮食进口一加大，国际粮食贸易的格局就会被打破，国际粮价就会大幅度上涨。“中国进口会给别的国家带来威胁，这盆水就会泼在我们身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看看这几年的大豆进口情况，我们就能明白，饭碗只有端在自己的手里才最牢靠。我们的这个饭碗，凝结着农民的血汗，没有农民的农业，就是没有碗底的饭碗。所以说，以小农户为主的家庭经营是我国当前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推进农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我们最终需要的还是把重点回到“小农经济”身上，这是我们农业发展跨不过的一条路。而大规模、高科技农业的远大目标的实现，只能稳扎稳打，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逐步推进。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历程告诉我们：急于求成，揠苗助长是农业发展的天敌。
四、“合村并居”是农业发展的“福音”么？
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础。国土资源部于2009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保经济增长、保耕地红线”的行动，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的初衷也要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各地通过“合村并居”草草整理复垦出的宅基地，是否足以替换被城镇化过程中占用的肥沃土地尚不得而知。但在部分地区，农民却因被搬迁到较远的小区而面临耕种不便的难题。叶敬忠教授通过实地调研就发现，山东省某地农民在“被上楼”后，要拿着镰刀从三楼的住房走出，在挤满农用车的楼道里找出自己的那辆，再去两公里外的农田干活。土地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退化，再加上由于“被上楼”所带来的额外成本与劳动负担严重损害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民因此对农业生产应付了事，甚至将土地弃耕抛荒都是可以想见的。各地在实施“合村并居”政策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考虑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值得考虑。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也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让愿意种地的农民有种地的自由，又能在种地中尝到甜头，农民才会安心种地，乐于务农。
关于“合村并居”问题，当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合村并居是乡村振兴过程的大势所趋。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农村居民点，任由多大的投入，要让这300多万个居民点都振兴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势必有一些“空心村”和小规模村庄要进行调整归并，这是大势所趋。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让村庄“自然演化”，而不宜采取“行政推动”措施。笔者认为，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单独任何一种观点都不是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可取之策。在当前城市化发展不够成熟的阶段，一味推行合村并居，并不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相反这种断了农民后路的行为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然而，单纯靠村庄的自然演化来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极其漫长的等待过程，其不可控性也可能制造其他的风险。中国的城市化之路，需要高瞻远瞩，但更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走。
贺雪峰教授说，“城市化是农民进入到有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城市而不是农民上到所谓新型社区的楼上。”而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的城市化，缺乏对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的基本理解，以为城市化就只是农民上楼而不需要产业和就业。实际上，再过20年，等中国大致完成了城市化，绝大多数农民就可以真正进到城市，而不是住在既无农业又无工商业的大村庄中。中国的城市化当前仍处于高速发展中。未来农民能够安心”进城“、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无后顾之忧之时，自然不再吝惜农村的那一亩三分地。到时候，“合村并居”也就不再会成为撼动农村根基的难事。
叶敬忠，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